《河邊的錯誤》“沒有答案”，你看懂了嗎

　　許多影廳重復上演相似一幕：《河邊的錯誤》放映完畢，觀眾久久不起身，直到字幕走完、場燈亮起——終究是沒有彩蛋給人一個豁然開朗的答案。

　　改編自余華同名小說，魏書鈞導演、朱一龍主演，電影《河邊的錯誤》近來成了熱搜的常客。它的創作buff疊滿：嚴肅文學作家余華如今是網絡的寵兒，備受年輕人喜愛；張藝謀導演也動過改編念頭，但終究是被90后導演完成了；《河邊的錯誤》是主演朱一龍在拿下金雞獎后進組的第一部作品；影片在今年的戛納入圍“一種關注”單元，又在不久前的平遙獲得費穆榮譽·最佳影片獎……

　　但真正讓話題沖高的，是映后一撥撥觀眾對“答案”的追索。話題詞“一千個人一億個哈姆雷特”下，聚集了網友對電影各類腦洞大開的解讀。而片方從一開始就亮出“沒有答案”的宣發策略，更為網友縱情馳騁的觀后感提供了無限空間。

　　目前，《河邊的錯誤》上映兩天，票房約8000萬元，但網上關于故事內容探討的聲量遠超同票房體量的影片，儼然一部“解讀系”電影。不少觀眾看完電影就想去原著中尋找答案。

　　當當網上，這本余華寫在1987年的中篇沖上了小說飆升榜、熱搜榜、暢銷榜前排，作家余華、《河邊的錯誤》與《活著》三個條目更是在當當的熱搜小說榜分列第一、三、五位，已呈霸榜之勢。

　　“沒有答案”的《河邊的錯誤》到底講了個什么故事？不妨從余華、魏書鈞、朱一龍這三位核心創作者身上尋找答案。

　　余華：“藝術家只能來自于無知，又回到無知之中”

　　什么樣的文學作品適合改編成電影呢？

　　余華脫口而出：“那些三流小說嘛。”話音剛落， 旁邊的西川調侃他：“自己說完都忍不住樂了。”這是不久前綜藝節目《我在島嶼讀書》中的一幕。

　　不夸張地說，作家余華是電影出圈的重要助力。此前，這位嚴肅文學作家憑借十足網感和親和力，頻出的金句和段子，成為各大社交平臺的熱搜常客。他是短視頻流量密碼，更是廣大網友心目中的“喜劇人”“文壇泥石流”“潦草小狗”，各種梗圖全網紛飛。電影《河邊的錯誤》啟動宣發以來，他和主演朱一龍的互動不斷引發熱議，“見面三次，余華就帶他回老家”“余華贊朱一龍為藝術家”等映后場面吸睛無數。

　　《河邊的錯誤》是余華寫于1987年的中篇小說，于1988年發表在雜志《鐘山》第一期。彼時27歲的余華在這部作品里，對“敘事空缺”、反偵探類型寫作、荒誕現實描寫等方面展開了文學意義上的探索。

　　在小說開頭，小鎮的河邊發現了一個老婦的頭顱，刑警馬哲反復到河邊尋找真相。然而，調查進行中，安靜的小鎮又接連有人死去，詩人、理發師、孩子……馬哲一直將嫌疑人鎖定為“瘋子”，但精神病患無法被定罪，馬哲也沒有確鑿的證據，最終他用一種荒誕又瘋癲的方式——讓自己成為瘋子，了結了這串離奇死亡事件。

　　小說在懸疑的外衣下探討關于人性的永恒話題，作家不但不去回答“誰是兇手”“證據是什么”“動機何在”“犯罪過程怎樣”等犯罪類型化的問題，而是刻意隱匿證據、模糊證詞，設置眾多撲朔迷離的出場人物干擾馬哲和讀者的追兇過程。原著中古怪又模糊的人物群像、無解的人性困境掙扎、正常人的癲狂化和扭曲化，加之冷暴力的敘事風格，共同構建了一個充滿嘲諷意味的荒誕世界。

　　小說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改編后，電影的第一版英文名叫“only river knows”（只有河流知道），正式公映時改為“only river flows”（只有河流繼續流淌），一個單詞之差，切中余華的觀點：“藝術家只能來自于無知，又回到無知之中。”

　　魏書鈞：青年導演站在文學大師的肩膀上

　　余華在早年采訪里調侃，希望自己的版權一直賣，賣了之后對方不拍出來，五年之后版權到期于是可以接著賣。

　　《河邊的錯誤》就經歷了這番操作。

　　隨著影片公映，陳年往事被重提。早年，張藝謀一度想改編《河邊的錯誤》，他顧慮改編后的人物過于符號化，所以幾乎構建了一個全新的故事，人物和情節都更實。對于張藝謀的創意，余華不置可否，但他向張藝謀推薦了當時自己尚未正式出版的小說《活著》。

　　除了張藝謀，過去的20多年里，改編過鐵凝小說《紅衣少女》的導演陸小雅也曾購買過小說版權，同樣沒有成片。

　　命運輪到魏書鈞上場了。這位90后導演在讀了幾遍小說之后，發現這個故事有戲仿的基因在，所以他決定不把重點放在兇手是否瘋子這件事情上，“小說中壓在整個故事上的不確定性，一方面為電影提供了一定的空間，使其能夠對文本進行第二次解釋，它可以被解讀為一個寓言，一個對命運之神秘的反思；另一方面，小說里文學性的表述，讓它不能在影像上進行直接的轉移，更多的是需要從內部出發，從感受出發。”

　　小說故事寫于20世紀80年代，但魏書鈞把故事移植到了90年代。身為90后的他，對90年代很多印象仍停留在表面，為此他和團隊做了不少功課，在網上看那個年代的紀錄片，搜集各種圖片，美術和置景也收集了一些舊家具和舊衣服，搭出屬于那個時代的場景。

　　影片《河邊的錯誤》從開場雨戲開始就把觀眾帶回到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集體記憶。南方小鎮，天氣陰郁，樓棟破敗，影片所呈現出的空間質感遙遠又熟悉，一樁樁離奇的殺人案件，將真相的追尋者步步引入思維的迷宮。

　　創作中，魏書鈞全程以16毫米的膠片拍攝，為影片賦予了一種復古式基調，呈現出那個年代的小鎮空間感，間或的鏡頭失焦感甚至為不可確定性的主題提供了一種風格表述。影片還延續了原著小說戲仿偵探小說的特點，以反類型的手法強調影片的重點不在于真相和答案，同時還保留了小說的曖昧性，留足了想象和解讀空間讓觀眾能多感受多思考。而影片里對那個年代單位里的人和事，以及諸如詩歌會這類場景的表現，絕非復刻般的寫實。導演以一種稍顯夸張的諷刺，反而更微妙地傳達出令人會心一笑的時代真實。

　　對比前作，《河邊的錯誤》展現了一種自成一體的氣質，標志著魏書鈞在創作上的成熟。回憶改編過程，魏書鈞表示難度特別特別大，壓力也很大，“但青年導演能站在文學大師的肩膀上拍攝作品，是求之不得的機會”。那段時間有個朋友打電話詢問他在忙什么，他說在改編余華的小說，朋友送他一句話：你何德何能？

　　朱一龍：去電影里感受它的每一個波紋

　　2022年末，中國電影金雞獎在廈門頒獎，朱一龍憑《人生大事》贏得最佳男主角獎杯。頒獎禮后，演員從廈門直接前往江西南豐，準備進組《河邊的錯誤》。

　　在演員看來，故事里的刑警隊長馬哲始終像一雙眼睛，記錄和捕捉所有的事情。為更精準地詮釋這個角色，演員提前到取景地南豐體驗生活，他從余華一張站在雪地里的舊照找到扮相的靈感。于是，他把照片貼在睡覺的地方，每天伴隨自己入眠。45天的拍攝期，朱一龍為這個角色先增肥后瘦身，體重浮動范圍超過40斤。在他的認知里，這種身體變化是角色需要的，“演員的工作就是要把身體當作素材，把所有的想象感受具象地表現出來。”

　　除了身型變化之外，導演給朱一龍發了20多集的紀錄片，記錄那個年底警察的工作狀況。與此同時，在進組之后，朱一龍不僅進行了打槍訓練，還走訪了一些當年工作的老刑警，觀察他們是如何辦案的。

　　影片對馬哲的定義是一個1990年代縣公安局的刑警隊隊長，一個篤信邏輯理性的人，一個有責任感的人，一個脫離低級趣味的人。

　　為了充分刻畫人物的精神狀態轉變并展現年代質感，朱一龍試圖回到相應的年代、時空情境中找尋角色。他走進精神病院了解角色心理，每天穿著來自九十年代的舊衣服，“如果每天穿自己的衣服在縣城里轉，是很難融進去的，所以就想把戲中的衣服穿成自己的衣服。”把衣服穿成自己的，有幾個兜，或者兜里放什么，一切細節宛如天成，不再需要現場臨時設計。

　　他的體驗式表演塑造出一個令人信服的馬哲形象。代入馬哲，演員引用了一段他曾看到的影評：《河邊的錯誤》每一場大雨下完之后，都沖刷掉了關于死亡的所有證明和證據，河水在繼續流淌，但我們沒有辦法向河水去尋找答案。最后馬哲走向了河水的中間，他能找到屬于他的答案嗎？可能也未必，也許沒有答案才是唯一的真相。

　　“所以希望大家在電影院里靜下心來，慢慢地跟著故事去感受，跟著電影一起流淌，去感受它里面的每一個波紋。”

　　作者：王彥